刘伯承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刘伯承同志戎马一生，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和奉献了一生。他善于打大仗、恶仗、苦仗，善于用劣势人员和装备战胜敌人。刘伯承同志在军中有素有“常胜将军”之称，并有“战神”的称谓。这一切自然得益于刘伯承同志高超的作战指挥能力和驾驭战场全局的能力，与此同时，这也与他一向严格治军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慈不掌兵”是刘伯承同志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子说过：“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生涯中，他坚定地履行了这个治军原则。
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刘邓大军在胜利进行完鲁西南战役后，于1947年8月7日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并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由于连续作战，部队非常疲劳，初到大别山，又不服水土，疾病流行，减员严重，再加上是无后方依托作战，部队补给困难，缺乏粮弹衣着。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干部战士对千里挺进大别山和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对大别山区的艰苦性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是否能在大别山区坚持下去表示怀疑，部队一时出现了疲惫和纪律松弛等现象，打起仗来顾虑重重，连续几次战斗都没能达到预期效果。
针对部队纪律上出现的种种问题，1947年9月上旬，刘邓在经扶县（今河南新县）小姜湾村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干部大会，郑重宣布了格外严厉的“约法三章”：“枪击老百姓者，死刑！抢夺老百姓财物者，死刑！奸污妇女者，死刑！”9月27日，刘邓首长又在光山县砖桥镇文氏祠召开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即著名的“王大湾会议”。会上，刘伯承同志再次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他要求干部“带头守纪律、当模范”，要“挺起腰杆站队”、要当“勇士”，不当“脓包”等。
本着严肃纪律、严格治军和慈不掌兵的原则，刘伯承同志严厉处置了一起违反纪律事件和一起作战失利事件的主要责任人。
第一起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是野司直属警卫团三连副连长赵桂良。1947年10月，在鄂东黄冈的总路嘴，赵桂良进入一个店铺拿了两匹布和一捆粉条，还有一些白纸和几支毛笔，这个副连长准备用布给连里的战士做棉衣，用纸和笔给连里出板报，粉条则是准备做给刘伯承吃的，因为刘伯承爱吃粉条。事情发生后，很多干部群众向野战军领导求情，希望放赵桂良一马，让他在战场上待罪立功。但是，部队的纪律是铁打的，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按照“约法三章”，刘伯承同志怀着沉重的心情，坚决主张枪决赵桂良。他以实际行动严肃了军纪，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大别山区人民群众衷心的拥护和支持。
第二起事件是因为一次战斗失利。1948年1月10日一早，时任1纵20旅旅长的吴忠，率领已经走了整整一晚夜路的58、59团在豫皖两省交界处包信集以南的小回庄一带宿营，突然与蒋军王牌之胡琏整编11师一部遭遇。在吴忠的指挥下，部队与敌激战，白天的战斗20旅打得无懈可击，很有章法，不仅没让敌军占到任何便宜，还抓获不少俘虏。从俘虏口中得知，敌大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地开来。吴忠决定黄昏后在敌前交替撤退，尽快脱离险境。但是，在撤退过程中部队发生了严重问题。担任阻击任务的58团3营阵地被敌突破，该营营长率部突围，却没有向团部及时报告，临近的59团对这个情况也一无所知，59团团长董正洪对即将来临的危险毫无察觉，他念及部队疲劳，竟然在极端的险境中命令宿营休息。就在这时，突破58团防御的蒋军一反不敢夜战的传统，在黑夜中打了正在睡梦中的59团一个措手不及。遭袭后，59团领导没有组织部队坚守防御和反击，而是令部队分散突围。接到团部命令后，本来就惊慌失措的该团1营副教导员李应正放弃了自己对营部及3连的指挥责任，只带着身边的警卫排突围出去了。失去指挥的营部和3连虽各自为战，奋勇反击，但终究寡不敌众，几乎损失殆尽。而负责指挥该营1、2连的营长郅福田也没能突出优势之敌的重围。绝大多数指战员英雄牺牲，营长郅福田重伤被俘，后被押往河南漯河，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诱，最终英勇就义。此战，59团1营损兵400余人，几乎全营覆没，建制已不复存在。这在我军战史，尤其是刘邓大军战史上，这种成建制被敌人打掉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事后，国民党当局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吹嘘所谓的“包信集大捷”。
战斗失利的消息汇报到野司，刘邓首长震怒，并于于1948年1月31日将此战详报通报全军。坚持“慈不掌兵”的刘伯承，下令枪毙了临阵脱逃，致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59团1营副教导员李应正，撤销了董正洪的59团团长职务，给予59团政委阴法唐记大过处分。20旅旅长吴忠、旅政委刘振国、副旅长李觉也分别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这个长长的处分名单震动了全军，野战军各部都以此为鉴，普遍开展了教育活动。
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前，毛泽东主席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退回来；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一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挺进大别山部队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大别山区站住了脚，实现了中央的战略意图，极大推动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这一切胜利的获得，除了部队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外，和刘、邓首长严肃纪律，从严治军的原则也是分不开的。
纪律，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正是由于严格的群众纪律和作战纪律，刘邓大军才能赢得民心，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支援，才能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保持高昂的战斗力，即使偶有失利也能迅速复盘检讨和恢复元气。纪律严，作风正，坚定地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政策，这才是刘邓大军能在大别山区站稳脚跟的终极因素。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就特别注意纪律建设。1927年5月9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走向井冈山。能否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决定着这支队伍乃至党的未来。10月24日，在荆竹山村的雷打石上，面对着只有几百人的队伍，毛泽东同志宣布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随即，一个崭新的红色政权建立在巍巍罗霄山脉上，用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点燃了整个中国。1945年6月，在抗战胜利前夕，为了更好的履行新阶段新形势下人民赋予党的新的历史使命，党的七大党章第一次把党的纪律写进总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空前的力度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党的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成就，赢得了党心民心，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党的十九大更是将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在修改党章时充实完善了纪律建设相关内容。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是领导和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要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有严格的纪律。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决定了党必须要密切联系群众，只有以严格的纪律做保证，我们党才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人民群众中获取无穷的力量。我们党的事业是全国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每个中国人共同的目标和期盼。党和人民群众始终是联成一体，不可分割的。离开了群众这片最肥沃的土壤，党的事业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改革发展就会失去动力，就会亡党亡国。
今天，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面对着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和国内严峻的经济发展形势，我们党更应该苦练内功，严明纪律，以这次抗疫战斗为契机，积极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不断加深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锲而不舍地改进党员干部作风，塑造良好形象，进一步赢得群众的理解、信任与支持，从而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在大风大浪中不迷失方向，才能在狂风骤雨中镇定自若，仍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传好先辈交到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手中的历史接力棒，履行好我们的历史使命。
（供稿：教务部 冯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