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挺进大别山期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征部队（即刘邓大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决策，远离老根据地，实施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并成功实现了毛泽东所预见的“三种前途”中“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的最好前途。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及时掌握部队官兵的思想动态，适时在部队中开展形势教育、政策纪律教育等思想政治工作，为部队顺利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伟大战略任务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一、开展形势任务教育，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
在实施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行动之前，部分指战员对于何时进军大别山以及能否在大别山立足存在一定的疑虑。在此情况下，邓小平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增强了部队对于粉碎国民党进攻的胜利信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意志，凝聚起了部队的战斗力。
提前谋划做好思想动员，号召广大指战员勇挑重担。1947年8月2日，刘伯承、邓小平就召集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和晋鲁豫、豫皖苏军区负责人开会讨论和部署南下作战事宜。会上，不少人认为应该在鲁西南或者豫皖苏再打几个大仗，如此，能够减轻南下的包袱。待刘伯承表明要尽快行动的意见后，邓小平动员说道：“当然我们马上行动，会有很多困难，但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战略区特别是陈粟、陈谢大军的有力配合下，有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8月6日上午，野战军前线指挥部再次召开由司令部有关处、科干部参加的会议商讨对策。会议上，对于何时出击大别山再次产生分歧，部分干部认为部队还需休整一段时间，主张按照原计划8月15日出发。会上，邓小平阐明了大别山的战略意义，指出：“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调动蒋介石回兵救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兄弟部队，配合全国各个战场，彻底扭转全国战局。”讨论完毕后，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决心提前行动。会后，邓小平与刘伯承立即向中共中央汇报，决定提前于8月7日开始全军跃进，并将作战命令下发至各纵队，“司令部把刘邓的意图，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给各纵队的指示，用地图、密码、电文等手段分送出去。”在实施重大行动时，部队首长的战斗意志对整个部队能否坚决执行军事行动目标任务产生重大影响。面对部队何时出击大别山所产生的分歧，邓小平两次耐心开展政策任务教育，为部队指战员下定决心尽快执行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任务奠定了思想基础。
站在战略全局角度，激励广大指战员坚定信心。1947年8月31日，邓小平在河南光山县北向店，向直属队连以上干部报告目前形势和任务时，指出部队坚守大别山的重大意义，“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是十分光荣的，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一页！我们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在其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原地区人口四千五百万，物产丰富，是蒋介石内战中重要兵库与粮库。我们到这里，便夺取了敌人的供给，加强了自己，使敌人的困难更加扩大。”针对刘邓大军在商城、光山三次作战未能全歼国民党部队的情况，邓小平认为主观原因是部分指战员对于创建大别山根据地重要意义的认识不够透彻，存在克服困难的决心不足所导致的，于是号召广大指战员克服右倾错误思想。1947年9月27日至29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河南省光山县砖桥街文氏祠堂组织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再次指出：“我们至今仍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只是看到局部的困难，而看不到全国战局的变化，甚至不敢积极主动歼灭敌人，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丧失信心，思想上存在着右倾情绪。”“毛主席说：你们只要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插入了敌人的心脏，打中了敌人的要害。”“我们既反对在条件不可能的时候轻率地作战，更要反对在条件可能时候不敢勇敢地作战。我们要教育干部、战士，对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样，才能想办法积极主动克服困难。”在执行军事行动目标任务时，部队官兵存在思想问题，属于正常的事情，关键在于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否及时到位，如果及时到位，就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特别是在光山县砖桥街文氏祠堂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坚定广大指战员克服困难的信心，不久就取得“高山铺”战斗的胜利。
只有广大指战员都能够认清形势，明确任务，统一认识，才能上下一致，齐心协力，进而带领部队在执行军事行动任务中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在同广大指战员做思想政治工作时，针对广大官兵存在的实际思想问题，邓小平能够从战略全局的角度出发，积极开展形势任务教育，耐心地说服部队上下认识到跃进大别山和坚持在大别山立足的重大战略意义，绝不是晋冀鲁豫野战军自身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解放战争全局的问题，从而为野战军广大官兵树牢敢打必胜的信念。
二、开展群众纪律教育，厚植群众基础
部队进入大别山以后，为解除群众顾虑，引导群众支持刘邓大军的各项工作，邓小平多次教育部队，要严明纪律，尤其是要严格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时时督导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确保了野战军在大别山地区的部队能够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彻底转变部队官兵作风，密切了部队与群众的关系，使部队厚植于群众之中。
教育官兵遵守群众纪律。在指示中或者会议上，邓小平一再强调群众纪律的重要性。1947年8月27日，邓小平在以中共中原局的名义起草向所属部队的指示中先后用了“决定条件”“先决条件”来强调部队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大意义。1947年8月31日，邓小平在光山县北向店向直属连以上干部，作报告时指出：“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9月2日，邓小平在经扶县（今属新县）小姜湾召开的整顿纪律大会上，亲自为部队“约法三章”，即“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1947年9月27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旅以上干部会议讲话中指出：“部队纪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大别山根据地创建和巩固问题，必须把它当做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去抓。”尤其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能够坚决执行，关系到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能够生下根，我们全体指战员一定要牢固树立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等右倾思想情绪。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要带好头。”与此同时，邓小平结合大别山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在三大纪律的基础上，将“不拿群众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八大注意上，新添加“不拉夫，不乱打枪”，并修改原第六项为“尊重妇女习惯”、第七项为“挖厕所”等。据李德生回忆，“邓政委曾严肃指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主席亲手订的……不能看成一个枝节问题，而是一个战略、策略和政策的事。’”“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为确保部队强化对于群众纪律重要性的认知，邓小平在各种场合，向野战军指战员宣传群众纪律，这一做法加速了部队牢固树立遵守群众纪律观念的进程。
对于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事无大小绝不姑息。在教育部队要遵守群众纪律的同时，邓小平对于部队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同样抓得很紧。他每到一处都亲自检查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据时任第六纵队第十八旅五十二军第二营教导员的侯建军回忆：“邓政委对我的影响特别深，特别是在群众纪律方面，要求很严格。每次部队出发前，他都要派人来问一问：‘门上好了没，水缸挑满没有，稻草捆没？’”对于违反纪律的行为，邓小平不仅仅是批评了事，还会以此为例制定举措预防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据当时随邓小平在前方指挥所任职的魏锦国回忆说：“天刚亮，太阳还没露头，邓政委就亲自到各处检查卫生。他刚走到机要处附近，发现老乡厕所里有新大便，未盖上土，便找到黄兴正主任说：这是什么人干的？赶紧追究！并嘱咐：今后你们应派人放个哨，监督这些不遵守纪律的人”。1947年秋，邓小平先是得知一名马夫不征得主人同意就到禾场草垛子上扯了几捆稻草喂马，还听说一位老红军的家书硬要拿出家中仅有3升米中的2升来支援大军，于是就同刘伯承一道草拟一份《粮草通知》：“部队征集粮食一定要给钱，未付钱的要打借条，同时要向老百姓说明白，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如数还清。”同时，他还特别强调执行《粮食通知》，“不知枝节问题，是事关党的政策和我军声誉的大事。一切行动要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心窝里要有群众，严守纪律，关系群众，这是关系我们能否立足大别山生根落脚的大事。”对于违反纪律的行为，邓小平则会坚决查处。1947年10月，野战军直属警卫团曾发生一起“抢夺”民财事件。得知是一名副连长强取了商铺的粉条和花布，邓小平当即下令枪毙这名副连长，并为此召开公审大会。邓小平对于劝说不要枪毙这名副连长的群众耐心说道：“我们理解大家心情。事情虽小，影响极坏，军纪如山嘛！没有纪律的军队，打不了胜仗。我军铁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拿商民的一针一线也不行！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我们要坚决执行。”邓小平虽多是针对一些貌似小事的问题抓着不放，而正是这些小事对部队官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确保了官兵能够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意识。
邓小平把大别山地区的群众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尤其是强调部队的群众纪律，在邓小平为政委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部队从上到下扎实做好群众工作，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实现了大别山人民由担心害怕而不敢主动亲近部队再到敢于主动亲近部队的重大转变，融洽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
三、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教育官兵
在挺进大别山期间，邓小平不仅通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而且通过开展群众纪律教育筑牢群众基础，还注重以身作则，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来教育广大官兵。
危急时刻，不惧艰险，亲临一线指挥作战。强渡汝河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的关键一仗。如果部队不能及时渡过汝河，则极有可能正好进入蒋介石预想设定的包围圈中，结果不可想象。在此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卫部队第六纵队十八旅设在汝河北岸的一线指挥所，向部队做思想动员。据时任十八旅旅长肖永银回忆：“邓政委斩钉截铁地说：‘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给我们的战略任务。在最紧急的关头，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刘邓首长的话，使我感到全身都是力量。我旅自鲁西南战役后，人员齐备，弹药充足，既有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又有刘、邓首长亲自指挥，面前就是一座刀山，我们也要踏平它，走过去。”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者能够在紧要关头，不惧危险，亲临一线，即便一言不发，也能起到“无言教诲”的作用。1947年12月，为应对国民党对大别山实施的“总体战”，刘邓大军司令部决定分为前方指挥所和后方指挥所，实施战略再展开、内线外线配合作战，在大别山立足生根。刘伯承、邓小平均深知内线作战之险恶，然而，两人均坚持要自己留在内线指挥。最终，经过一番争论，邓小平以“刘伯承年纪比他大一轮，身体又不太好，需要稍好一点的环境”为主要理由说服众人，自己留在内线指挥。邓榕在谈及邓小平这段经历时说道：“父亲经历了一辈子的战争生涯，大别山这敌情的危机局面，被他就这样轻描淡写地一言以蔽之了。”“但是，那两个月中间，在他的肩上，担了多重的担子，在他的心中，承担着怎么样的负荷啊！”
以身作则，艰苦奋斗，与部队将士同甘共苦。为不给党中央和解放区人民增加负担，邓小平作为部队首长不仅号召部队自己动手解决物资紧缺的困难，自己也身体力行。比如刘邓大军自力更生解决棉衣问题。据时任江汉军区独立旅副旅长王定烈回忆：“10月的天气，早晚寒气袭人。因我军远距解放区，供应不上，指战员们还都是穿着单衫、单裤。眼看严冬就要来临，因此，解决棉衣已是十分迫切的问题。”此时，“解决部队的棉衣成为比打胜一个大战役的意义还要大的问题”。邓小平在对各部队负责人动员时说道：“全军动手缝棉衣，这件事在世界军史上也是空前的，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各部队的领导同志，一定要充分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在邓小平等野战军首长的号召下，部队官兵深受教育和鼓舞，“广大干部、战士都积极行动，出现了筹布弹花缝制棉衣的热潮”。“李先念与刘伯承、邓小平等其他领导同志一样，身着自己缝制的土布棉衣，吃粗粮野菜，生活十分简朴。”部队连续作战，补给供应不甚充足，群众有时会送一些慰问品，非贵重钱财等物，多为日常生活用品。邓小平同志极为谨慎，邓小平不仅谢绝部队送来的礼品并委婉批评部队接受群众慰问品的行为。邓小平与李先念等人到金寨县检查工作时，有几位当地干部从关心首长身体的角度出发，给邓小平、李先念等人送过来几斤猪肉和葵花籽，邓小平当即批评这位干部：“我们不能搞特殊化，没有权力这么做。”当即谢绝，并教育部队指出：“接受群众的慰问品要分时间、地点。这里是新区，群众一方面生活很苦，同时对我军又不够了解。因此，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是为群众多办好事，要尽一切办法团结他们，发动他们，眼前还不是接受慰问品的时候。”与士兵同甘共苦，对于部队官兵有极大的引领作用。“士非好死而乐伤也，为其将知寒暑饥饱之审，而见劳苦之明也。”在面对无后方作战物资困乏的情况下，邓小平作为野战军的首长，能够自己动手动并号召部队官兵解决生活困难，对于官兵执行作战任务和克服生产生活困难具有很大的示范带动作用。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整个挺进大别山期间，无论是指挥作战，还是在根据地建设中，邓小平均能够做到亲力亲为，以身作则，为广大官兵树立好榜样，在部队中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和教育意义。思想政治工作者能够做到言传身教，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部队内部。据时任中共鄂豫区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段君毅和鄂豫行署主任刘子厚回忆：“在刘邓首长的言传身教下，鄂豫皖各级党、政、军干部和战士自觉保护群众利益，作风艰苦，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广大群众。”
在整个挺进大别山期间，针对官兵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前期不敢放手歼灭敌人、与群众尚未建立密切关系等问题，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高度重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群众纪律教育与以身作则的做法，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指战员斗志，凝聚了部队强大战斗力，为确保部队成功实施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行动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做好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供稿：大别山精神研究中心 郭薪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