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大别山深处的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了长征的征途。这支队伍中，有七名年轻的女护士，她们是周少兰、戴觉敏、余国清、曾纪兰、张桂香、田喜兰和曹宗楷，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七仙女”。
何家冲村口那棵三十米高的古银杏树，金黄的扇形叶片铺满了地面。这棵树，见证了无数个日升月落，也即将见证一支年轻红军队伍的孤军远征。
初冬的风是冷的，卷起河滩上最后残存的枯草。考虑到前路九死一生，军政治部领导戴季英将队伍中七名女兵叫到路边，温和而沉重地劝她们留下，并给每人发了八块银元作为安家费。银元落在手里，沉甸甸的。周少兰攥紧了那几块冰冷的银元，猛地掏出来，狠狠地摔在青石板上。清脆的碎裂声在凝滞的空气中弹开：“我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戴觉敏也默默蹲下，将银元放在地面的硬石板上。十五岁的余国清患有“平板脚”，她一边哭，一边将行李包袱捆得更紧，这是比任何言语都更决绝的回答。恰在此时，军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并肩走了过来。望着眼前这群孩子，心中涌起阵阵酸楚，离开红军，又能到哪里去寻找她们的生存之路呢？于是便同意了这些女孩子共同前行。
队伍正要出发，天上惊雷忽然炸响，在大雨倾盆中，一道闪电劈在银杏树上，树干被烧得焦黑，裂开一道深深的口子。闪电的火光照亮了每一个人的脸，没有一个人恐惧，没有一个人退缩。2900余名将士在大雨中振臂高呼，踏上了未知的征途。那棵被雷劈的银杏树的焦黑裂口仿佛一道未卜的卦象，指向漫天风雨中的未知前路。
向死而生的远行，每一步都浸透着血水与泥泞。1934年12月，庾家河战斗打响，副军长徐海东头部中弹，倒在血泊中，双眼紧闭，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嘶嘶声，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血沫。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下方射入，穿透了后颈。他的手指痉挛地抓紧了担架的木杆，指节因为缺氧和用力而呈现出骇人的青紫色。血块和浓痰堵住了他的喉咙，呼吸声越来越微弱，像风中残烛。军医没有吸痰器，束手无策。
死一般的寂静中，周少兰跪了下去。她看着徐海东因缺氧而发紫的脸，俯下身，没有丝毫迟疑，用自己的嘴对准了军长的嘴。当第一口黏稠、温热、带着铁锈味的血痰涌进她口腔时，强烈的恶心感直冲头顶。当徐海东终于发出一声粗重的喘息时，周少兰撑着地站起来。信仰，在这一刻褪去了所有宏大的外衣，变成了唇齿间最直接的拯救，长进了她的血肉里。
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不仅挽救了一位共和国将星的生命，也将两人的命运紧紧相连。周少兰后来改名为周东屏，寓意“徐海东的屏障”。在漫长而艰苦的革命岁月中，她不仅是他的救命恩人，更成为了与他生死相依的革命伴侣。
1935年7月，彼时红二十五军在陕西宁陕县柴家关村驻扎，遭到了敌人偷袭，军医院被炮火炸毁，在激烈的战斗中，班长曾纪兰英勇牺牲，永远留在了北上的路上。
1935年8月，部队行至甘肃天水新阳镇。风沙弥漫，湍急的渭河水挡住了去路，水面淹到了男战士的肩部。当时只找到一只小木船，军领导下令，让女护士们和重伤员乘船，其余人蹚水过河。
这道命令却遭到了姑娘们的抗拒。“我们是红军战士，不怕死，不能因为是女同志就享受特殊照顾。”她们吵着要和部队一起涉水。医院政委苏焕清急了：“渭河水流这么急，你们几个个头小，身子弱，涉水过河能行吗？万一拖了队伍后腿，敌人追上来怎么办？这是命令，必须服从！”姑娘们安静了。
第二天清晨，全军将士攀着绳索，顶着齐肩深的水流一步步往前挪。船上的六个姑娘，戴觉敏晕得厉害，死死抓住船舷，指节泛白；余国清站在最晃的地方，用肩膀撑住身边摇晃的姐妹；周少兰死死搂着药箱，张桂香和田喜兰挤在一起互相支撑；曹宗楷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这位曾经冲在第一线的女战士，此刻连坐稳都困难，但她依然咬牙不让自己倒下。
船在激流里剧烈摇晃，渭河厚实而浑浊的涛声挟裹着黄土高原的泥沙与腥气，是那样的沉重。船对面，涉水的队伍在浪里时隐时现。没有人喊苦，没有人回头。随军的照相师拍下了波涛中摇晃却紧紧依偎的背影，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底片上。
过渭河后，长征路上又一个姐妹倒下了。1935年8月中旬，曹宗楷倒在了担架上。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戴觉敏、周少兰、余国清、张桂香和田喜兰站在队伍里，五个人的影子，在陕北的秋阳下，拉得很长。她们终于看到了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黄土地，但曾纪兰和曹宗楷没有。活下来的人明白，她们看到的每一个日出，都有一束光，是替那些倒下的姐妹而看的。远在千里之外的何家冲，那棵被雷劈焦的古银杏树，在第二年的春天，从焦黑的裂痕处抽出了新枝。
从何家冲到永坪镇，他们转战近万里路，水过了，船过了，人过了，九十余载，风再次吹来。照片上的人影看不清，可她们确实在那里——在那条船上，在渭河浑黄的水面上，在历史的某一帧里，站着，挤着，抱着药箱，面朝对岸。（作者：河南大别山干部学院教师 柏玉阳）
来源：《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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