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从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行程25000里，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参加长征的红军队伍共有4支：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4支长征队伍中率先到达陕北的是红二十五军，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奠基在西北做出了重要贡献。
红二十五军诞生于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原属红四方面军的一部。1932年10月，红二十五军的73、74师随红四方面军向川陕转移，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以其留下的75师和皖西部分红军为基础，重建了红二十五军。蒋介石集中重兵对鄂豫皖苏区进行连续的“围剿”，红二十五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处境日益艰难。
面对根据地的危险局面，鄂豫皖省委于1934年11月11日召开常委会，贯彻中央关于“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指示精神，讨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决定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转移。大家推举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为政委，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的1个月，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开始长征。
出发时，红二十五军只有2900余人。出发10天后，部队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时，在独树镇遭到敌人的伏击，红二十五军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时，军政委吴焕先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的率领下，终于杀出一条血路。
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半年游击战。到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建立了鄂豫陕苏区，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
1935年7月，徐海东、吴焕先等人从缴获的报纸和交通员口信中知道，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便决定留第74师在陕南，以主力西征迎接中央。红二十五军一度袭占了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资，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兵回援，打乱了敌人阻截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部署。
1935年8月3日，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遇阻，徐海东等决定先到陕北会合当地红军。随即北上，攻占隆德，翻越六盘山，向东挺进。21日，在泾川县的四坡村与拦截之国民党军激战，将其全歼。战斗中，政治委员吴焕先牺牲。9月15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次日同陕北红军会师，结束长征。
1935年9月18日，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
红二十五军长征历时10个月，转战豫鄂陕甘四省，行程约万里。它是在与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够独立作出北上抗日决策、主动策应全局、单独转移并先期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虽经历数百场战斗，长征结束时兵员比出发时不减反增；长征中人数最少的一支队伍，走出了97名共和国将军。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成功地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是红军长征途中唯一创建了新根据地的一支部队。1934年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同时，中共中央两次指示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长征出发前，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又派程子华带去口信，重申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造新根据地而斗争。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后，急行军进抵豫鄂边界的桐柏山区，但发现敌人重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省委果断决定，挥师北上，挺进伏牛山。但进入伏牛山后，发现也不适合创建根据地。12月初，红二十五军在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长驱近两千里之后，来到豫陕边界的商洛地区。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在陕南县庾家河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根据陕南的实际情况，采取大回旋的军事行动，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出卢氏，西进蓝田，以武装斗争为先导，集中主要力量摧毁国民党军阀在农村的统治基础，扫除民团武装的反动政权，广泛宣传、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到1935年夏，一个东至河南卢氏，西至陕西佛坪，南到湖北郧西，北抵关中平原，拥有近50万人口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广泛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为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指明长征的目的和意义，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通知精神，以省委的名义发布了《出发宣言》，指明了民族危机的深重，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这对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长征的意义起了重要作用。
11月下旬，当红二十五军长征经过河南泌阳时，当地有许多地主豪强盘踞围寨，且配有大量武器，不时地对红军进行骚扰阻拦。红二十五军召开紧急会议，政委吴焕先反复强调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沿途所需粮食一律购买。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还根据《宣言》精神，亲自给围寨组织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他还将党的有关纪律，编成通俗易懂的宣传口号或顺口溜，让宣传队一路宣传或喊口号。红二十五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政策、出色地做好了宣传工作，因此，避免了地方武装的纠缠，使部队赢得了时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在12月召开的庾家河会议上，当省委做出在陕南创建根据地的决定后，立即发布传单，宣传红军的主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穷人，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以此发动群众，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
1935年1月，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后，很快发布《告群众书》，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生产兴业。广大农民很快被发动起来，配合红军镇压土匪恶霸，建立革命政权，同时积极加入红军队伍，使部队得到扩充，为以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创建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省委还印发《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宣传红军的宗旨，消除群众的顾虑。红二十五军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促使革命力量得到发展壮大。根据地出现不少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父子一同参军的动人景象。到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时，主力红军已发展到近4000人，增加了60%。9月18日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合编成立的红十五军团共7000余人，其中红二十五军接近50%，成为保卫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独立自主地做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主力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做出了重要贡献。红二十五军自从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之后，就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完全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红二十五军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西征甘肃，有利的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7月中旬，当红二十五军从缴获的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同时也从俘虏那里获悉驻西安之敌已向西开，有阻止红军主力北上之企图。这时，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来到，带来了中央文件和指示，并确认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的确切信息。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明确提出要“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的配合红军主力。按照新的策略方针，红二十五军继续长征。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行动，有力地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主力红军的压力，在战略上支援了中央红军的北上。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在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之后，到达陕北。它与原来的陕甘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先后发起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落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壮举，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在全国革命大本营由南方向北方转移的艰难时刻，红二十五军以其卓有远见的战略眼光和创造性的工作，客观上帮助党中央、中央红军在确定向何处去这一关键问题上作出选择，功不可没。
（原载于2016年10月《党的生活》上）
作者：孔晓娟 赵立伟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