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地区全境解放，这是人民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大别山的伟大胜利。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彻底解放全中国。大别山解放区由刘邓大军开创的中原前锋战场，变为大军南下渡江作战的前进基地和直接后方。大别山人民响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踊跃支前，参军参战，为渡江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豫南地区，从1949年2月至5月，全区共筹粮3657万斤、柴草5927万斤，修筑公路（不包括罗山县在内）1245里，修建大中型桥梁222座。皖西地区，2月至5月，舒城、六安、霍邱3县和六安、三河2市筹粮5559万斤，筹款1007.6万元。鄂东地区，从3月中旬至7月中旬的4个月时间，人民解放军在此集结的有35万人，供应粮食12000多万斤、柴草7000多万斤、食盐1000多万斤。
鄂豫区、皖西区党委、行署、军区成立
鄂豫区党委、行署、军区于1947年11月中旬，在商城、麻城之间的双庙关正式成立，段君毅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刘子厚任行署主任，王树声任军区司令员，下辖鄂豫皖边区5个地委、分区20余县，辖区纵横鄂豫皖边界地区300公里，人口约750万。
1948年12月1日，商城解放后，鄂豫区党委、行署、军区首脑机关移驻商城县城雩娄中学。区党委、行署、军区在商城领导和指挥全区军民剿匪反霸，建立健全各级党政军组织，恢复生产，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渡江作战。鄂豫报社也随鄂豫区党政军首脑机关一同进驻雩娄中学，出版《鄂豫报》《鄂豫通讯》，及时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和军事捷报。同时，创办鄂豫公学和特科干部训练班，校长由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兼任。公学学员有来自豫东南各县的知识青年500余人，来自武汉和鄂东一带国统区及其他地方的知识青年100余人。
中共皖西区党委、皖西军区、皖西行署是1947年11月15日在岳西汤池畈正式宣布成立的。刘邓大军第三纵政治委员彭涛任皖西区党委书记，桂林栖、于一川任副书记，罗士高任行署主任，第三纵副司令员曾绍山任军区司令员，彭涛兼任政治委员，徐力行任参谋长，何柱成任政治部主任。
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
刘邓大军主力是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转出大别山的。1948年初，在大别山区军民取得内线反“清剿”斗争胜利的同时，出击外线的野战军主力部队胜利完成向桐柏、江汉、淮西地区的战略再展开，并与陈粟、陈谢兵团在外线协同作战，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一个南抵长江，北至陇海铁路的广阔战场已逐步形成。中共中央军委针对蒋介石提出的“保卫长江，游击中原，围剿大别山”的反革命策略，做出“撤出主力，牵制敌人，立足大别山”的决策。2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中原各军作战部署的指示：大别山前方指挥所应率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地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1948年2月22日，邓小平签发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的指示》，对主力转出大别山区后的作战方针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指出在主力转出大别山区之后，军区部队与地方武装要独立自主地坚持大别山战略阵地，开展更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要求提高全区军民胜利的信心与顽强的斗志，健全和充实各级游击集团，改进游击战术，使游击战争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
在内线部署基本完成以后，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大别山前方指挥所北渡淮河，于2月24日在安徽省临泉县以南的韦寨，与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和刘伯承、张际春所率的大别山后方指挥所会合。25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三、第六纵队向淮河以北集结。28日，第二纵队主力自固始县出发，3月1日渡过淮河，首先与外线第一纵队会合，进入淮西地区。在皖西的第三纵队取道英山县、罗田县，向山北集结。在鄂东的第六纵队取道黄安县、新县，向山北集结。第三、第六纵队由于被东西对进的国民党军第五师、第十师、第二十师、第四十八师等部所切断，一时受阻于潢川县、固始县、商城县。根据中共中央军委3月1日电示，两部推迟北移时间，在完成牵制和打击敌人的任务之后，第六纵队主力及第三纵队第九旅于3月27日从息县以东渡河北返，进抵淮河北岸。28日至29日，第三纵队第七旅、第八旅分别自固始县以北的朱皋集、观音堂区域渡河北进。至此，刘邓大军主力全部转出大别山区。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7个月里，作出了巨大牺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47年8月挺进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征实力统计如下：一纵32357人，二纵31000人，三纵26468人，六纵26322人，野战军直属队6370人，总计南下122517余人。1948年2月末，刘邓大军主力撤出大别山区，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内线坚持斗争。当时野战军的实力：一纵15363人，二纵11627人，三纵15384人，六纵14280人，野战军直属队3000人，共计59654人。加上留在大别山的部队不足7万人。刘邓大军的广大指战员用鲜血染红了中原大地，为全国战局由被动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作出了卓越贡献。
刘邓大军主力全部转出大别山后，从1948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以数师兵力，首先“扫荡”大别山南部区域的鄂东、皖西，在占领大别山南部大部分地区后，又以第四十八师、第二十八师、第五十八师等部，对大别山北麓的豫南地区进行分区“合围”和重点“清剿”。
在国民党军的扶植下，反动乡保、土匪武装急剧扩充，最多时，鄂豫区境内就有4万余人。那些地主和乡保武装对当地情况熟悉，有长期的反共经验，充当国民党正规军的爪牙和耳目，经常配合国民党军，采用“纵横扫荡”“反复合击”“捕捉奇袭”等种种方法，打击革命区域的县、区武装，捕杀地方干部，破坏地方政权和各群众组织，残害干部家属及革命群众，搜索寻觅埋藏的粮食、物资，手段和活动方式凶残而狡猾。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鄂东罗田县、黄冈县等县农会组织几乎被摧垮，太湖县新建立的乡、村政权损失90％以上，礼山县东部禹王城和新县浒湾、箭厂河一带十室九空；黄安县北部、麻城县东部等地很快成为无人区。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鄂豫四分区的武装力量损失一半，干部损失四分之一；五分区损失三分之一，鄂豫军区部队共损失5000余人。从3月以后，大别山腹地包括一些军政机关所在地相继陷落，鄂豫、皖西解放区又一次沦为游击区，内线斗争从此转入最艰苦的时期。
面对严重局势，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尽快扭转陷入困境的局面，鄂豫、皖西两区党委迅速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大别山区斗争的指示，进一步贯彻中原局关于长期坚持大别山区战略基地的思想，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采取重大措施，充分调动党、政、军、民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政治方面。纠正“左”的错误倾向，立即停止急性土改，大力贯彻新区政策。两区党委实事求是地解决遗留问题，积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遵照毛泽东给中原局的“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转变有关政策，对土顽及国民党军被俘人员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对敌乡保武装从单纯的军事打击转为与政治上分化瓦解结合起来，对一般成员只要放下武器，便既往不咎，对其首恶分子，允许将功折罪，可杀可不杀者尽量不杀。经过及时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错误，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扩大统一战线，根据地的生产和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正如邓小平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总结的那样：“大别山停止土改、乱肃人、捉人杀人、乱没收后，逃亡的地富和中农逐渐回家。今年大别山的田种上了，拿武器与我们斗的人也少了些。”这就为内线军民大量歼敌，保证反“清剿”的胜利，巩固大别山根据地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政治局面。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区之后，由于敌人的疯狂“扫荡”“清剿”，留在内线的武装力量不断受到损失，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部队和地方干部思想上产生了右倾情绪，不愿坚持大别山区的内线斗争，特别是对坚持大别山信心不足。如当时留下来坚守在商城县斗争的第二纵队五旅十五团的干部战士认为野战军改为地方部队不光彩，要打仗有力无处使。此时，中共鄂豫、皖西区党委分别传达毛泽东对坚持大别山区斗争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中原局作出在紧张的反“扫荡”中，进行以诉苦、三查和“三大民主”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的决定。同时，为了肃清党内的不良现象，加强党的领导，开展了整党运动。在部队中查阶级、查斗志、查工作，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当时第二纵队第五旅在敌人重重包围中召开旅党委扩大会，抽出团的主要领导干部约30人，用3天时间，所有人员对三查三整主要问题都要发言表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次三查三整对全体干部战士以教育为主，不搞人人过关。通过三查三整，仅在一周时间内，干部战士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军民关系更加密切，群众赞扬解放军说：“老红军真正回来了。”
军事方面。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的指示》和之后又作出的《坚持大别山武装斗争的紧急指示》，4月以后，鄂豫、皖西两区相继在兵力部署和军事斗争策略方面进行比较大的调整。在兵力部署方面，两区撤销部分旧县制，新设十几个便于统一领导和利于对敌斗争的边界县，同时合并县以下的小区为大区，依照各县情况设2个到3个工委及指挥部，地方干部全部编入武工队，集武装斗争与地方工作于一身。5月，两区又进一步以军分区为单位，组建三种不同类型的游击集团：一是由各县县大队和武工队组成的游击队（人枪80至100），任务是坚持县内游击，保护群众利益。二是合并毗连县武装，组成新编团，活动于敌两县防区接合部。三是成立各军分区首长直接指挥的基干团，在区内或临界地区作较大范围的机动。在军事斗争策略方面，采取适合各自特点、宽大机动的游击战术。
鄂豫、皖西两区军民在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度过最艰苦的岁月。3个月过后，鄂豫区仍保持着十五六块相对稳定的基本区，皖西恢复了桐城、潜山、太湖、岳西等老区的工作。虽然大别山区的斗争形势仍很紧张，但正如1948年5月9日邓小平给中央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确实已站住了脚，敌人把我们打不出来了，而4个野战纵队抽出后，减少了人民负担，拖出了敌人3个师，加上最近策略上的讲求，更便于大别山的坚持。”
1948年夏，中原解放军接连取得宛西、豫东、襄樊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中原防御体系，迫使蒋介石将大别山的兵力外调。坚持内线斗争的大别山军民抓住时机，主动出击。1948年10月8日，鄂豫军区解放新县县城。新县的解放，是鄂豫区斗争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豫东南军民从战略游击坚持阶段转向全面反攻阶段，由割据乡村转而夺取城镇，彻底推翻国民党豫南地方反动政府。从11月至次年2月，相继解放商城、固始、光山、潢川、罗山、息县县城。1949年4月初，信阳县城解放。
在皖西，集中一切力量截击南逃之敌，以政治攻势为主，结合有力的军事出击，分化瓦解、打击与消灭土顽，和平收编敌伪武装，扩大解放区。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皖西军区及各分区部队和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先后解放岳西、霍山、寿县、六安、合肥、舒城、霍邱等7座县城和寿县正阳关、合肥三河、六安苏家埠等20个大镇。至1949年4月皖西（北）全境解放。
在鄂东，从1949年3月开始，鄂东党政军民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进军的大好形势下，配合南下大军，主动出击，扫荡境内残敌，清除躲进深山密林妄图负隅顽抗的地方反动武装残余势力。在解放麻城、罗田、英山、黄梅、黄冈、浠水、蕲春、广济、孝感等县城后，至5月中旬，迅速解放鄂东全境。
至此，大别山全境解放。与此同时，行政区划调整和机构改组工作也顺利完成。
渡江战役打响，作为南下大军新的前进基地和直接后方，大别山人民踊跃积极拥军支前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彻底解放全中国。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1月底，中共中央中原局在商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所属各大区党委（分局）、野战军各纵队及开封、郑州主要负责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一致拥护中央决议，统一了对形势、任务和政策的认识，为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作了思想准备。同时，中原、华东野战军经过短期休整，改编为第二、第三野战军，开始向长江北岸挺进。大别山解放区即由刘邓大军开创的中原前锋战场，变为大军南下渡江作战的前进基地和直接后方。大别山区各级党组织在2月以后把支前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全心全意全力全面地保证支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修桥补路，保障交通运输；提供船只和船工；供应粮草，转运物资。不论前方后方，无不全力以赴，“部队进到哪里，人民支持到哪里”，“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可以说，渡江战役的胜利，解放军是“人民用双手托着渡过长江的”。
国民党军从大别山败退时，有计划留下了部分武装人员，妄图开辟“第二战场”
1949年上半年，大别山各县县委在开展以支前为中心的运动中，始终把稳定社会秩序和剿匪反霸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不断取得剿匪反霸斗争的胜利。例如商城，到夏末时，县北部地区基本肃清了残匪，根除了匪患。但由于商城复杂的地形和反动地方土顽历来势力雄厚，加上剿匪力量相对薄弱等原因，仍有大批蒋军的散兵游勇和畏罪潜逃的地方反动武装骨干、恶霸地主潜入深山，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们或集结成大股，多至数百人，或组成小帮，数十人一伙，昼伏夜出，行止不定，流窜在崇山峻岭、深草密林之中，不时偷袭基层人民政权，屠杀党员、干部，奸淫抢劫，杀人放火，制造谣言，胁迫群众，破坏支前，扰乱社会治安及人民正常的生产活动。
特别是1949年5月，白崇禧委派大别山“剿共”总司令汪宪等携带电台潜来大别山后，纠合鄂豫皖三省边境土顽，大肆进行反革命串联，对大小匪首封官加爵，共组织了14个支队，号称数万人，并动用飞机运来大批枪支弹药，为大别山土顽撑腰打气。商城的冯春波、吴砚田均被委为支队司令，从此，冯、吴两匪又大肆抓丁买枪、搜罗残匪、扩充势力。同年8月，冯、吴两匪部均由原来200余人扩充到700余人。伪商城县副县长陈金寿也率县自卫队残部，在鄂豫边界流窜活动，妄图东山再起。
1949年8月，大别山区剿匪进入高潮。为统一指挥鄂豫皖三省边境的剿匪，河南、湖北两省委在武昌召开会议，河南省委书记张玺和省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分别到会作指示。根据会议精神，鄂豫皖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于8月中旬在湖北罗田滕家堡成立，总指挥王树声，副政委何柱成，副总指挥梁从学，下辖东南北三线指挥部。皖境为东线，由三野一个师和皖西军区负责；鄂境为南线，由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和黄冈军分区负责；豫境为北线，由一二六师、河南省独立团和潢川军分区负责。指挥这次剿匪的主要领导干部，多为出身于大别山区、土地革命时期参加红军、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名将，首先对国民党残匪有着极大的心理威慑。
根据7、8两个月的剿匪情况，针对土匪活动特点，各剿匪部队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研究了新的对策，决定首先集中优势兵力，统一行动，突袭敌顽盘踞活动的重点区，以其有生力量打乱其指挥系统，摧毁敌伪基层政权，破坏其情报机构，然后再配以政治攻势，发动群众，分化瓦解匪众，逐渐孤立极少数顽固分子，最后再予以彻底肃清。
剿匪部队采取分区分片反复清剿、围剿的办法，不断追击、伏击、堵截，一旦发现匪踪，即穷追不舍，不让其有喘息之机，辅之摧毁乡、保、甲组织，以分散对分散、以集中对集中。在重点清剿区内，以排为单位，坚守要道、制高点或山垭口，白天看烟，夜间看火光，使匪难有藏身之地。强大的军事攻势，使匪营内部进一步分化，有的率部投诚，有的回家。张继武支队余部150余人、吴砚田支队余部200余人携枪向人民政府投诚；伪商城县副县长陈金寿在一山洞内被解放军生俘，并迫使他下令县自卫队200人集中交枪，向人民政府投诚登记。9月底，鄂豫皖边各路剿匪部队直捣设在金寨县境的匪巢，在狮子洞活捉匪总司令汪宪、匪首袁成英、樊迅等，彻底摧毁了土匪在大别山区的指挥中心。汪宪当初被委任为大别山“剿共”总司令时曾叫嚣：“学习刘名榜，坚持二十年。”刘名榜知道后，对战士们说：“他学不了，国民党没有群众基础！”果然，短短3个月后，汪宪的部队就被全部消灭。
此后，各地部队实行重点寻歼和分散驻剿相结合，大力开展政治攻心，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民防，布下罗网，又在冯店螺丝畈一带大山活捉顽匪冯春波、陈赞明等。
在后期剿匪斗争中，对俘虏投诚的各级头目及匪特，继续执行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首先将他们集中在新建坳编队集训，让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坦白交代过去罪恶，促其觉悟，根据罪恶和认罪态度，逐个进行处理。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愿意参军的也给以安排，对少数怙恶不悛、顽固不化、罪大恶极的匪首则在其危害区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审判决。顽匪冯春波被俘后，商城县委会同一二六师在冯店河湾召开万人大会，号召受害群众上台控诉冯匪罪行，会后当众将其枪决。对这些顽固匪首的处决，使残匪受到极大震慑，加上政策上的攻心作用，在逃残匪迅速冰消雪解。
剿匪反霸斗争的深入开展，进一步稳定了大别山各县的社会秩序，区域内很快呈现昼不关门、夜不闭户的安定局面，大别山人民扬眉吐气、欢天喜地，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文章来源于河南大别山干部学院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别山问道——红色寻访》，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