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大别山地区抗战的三个重要战略支点七里坪、汤池、竹沟先后举办各类抗日训练班，培育了大批抗日骨干，其中中共鄂豫皖特委在七里坪举办游击队干部培训班、青年干部训练班、党员训练班，学员约600人；陶铸等在应城县汤池创办的“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即汤池训练班），学员600余人；中共河南省委在竹沟开办教导大队、新兵队等训练班，学员5000余人。这些抗日骨干成为大别山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武装的重要领导力量。
全国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抗战、支援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鄂豫皖三省的党组织通过不同途径和方式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各级各类群众抗日团体，点燃各阶层人民抗日的激情。大别山地区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融入到全民族抗战的磅礴浪潮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推动下，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打击国民党顽固派，起到了战时国民动员、政治动员、经济动员和军事动员的作用。据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1939年10月统计，全省江北地区所组织的各级各类民众抗敌协会总计有2884个，会员人数总计为40.6万人。民众动员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在全国首屈一指。抗战初期，江淮大地出现了民众总动员、团结一致抗日的大好政治局面。
全民族抗战初期大别山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为迅速发动大规模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别山豫东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将中共鄂豫边区特委改为中共豫南特委。中共豫南特委设在竹沟，领导豫南地区的确山、泌阳、桐柏、信阳等13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豫南特委以信阳县北部尖山为中心，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到1938年5月，共发展8个党支部，500余名党员。在中国共产党抗战政策和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下，信阳第三师范学校全体师生组织壁报社、画报组、歌咏队、讲演队、话剧团等各种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到信阳城乡进行宣传活动。徐州沦陷后，随着战区的南移，大批抗日救亡团体伴随着保卫大武汉的呼声纷纷南下，汇集到武汉北面的门户信阳及保卫武汉的主战场豫东南地区。由中共河南省委组织的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开封扶轮小学孩子剧团、光明话剧团等团体来到信阳，发动与组织信阳民众，把整个信阳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中共河南省委为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争取国民党信阳县县长李德纯的转变确定为我党在豫南统战工作的重点。1938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和省委秘书长危拱之带领开封孩子剧团到信阳，通过孩子剧团的指导员谢夕泥认识李德纯。谢夕泥的丈夫宋绍尧为中共党员，其父是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的科长，与李德纯关系不错。省委交给危拱之的任务主要是做李德纯的统战工作。随后，省委从竹沟派豫南特委群工部部长文敏生到黄龙寺做李德纯的工作，并当了县政府的秘书。文敏生在信阳县政府对李德纯做了大量的工作，李德纯终于选择了与我党合作，走上了团结抗战的道路。信阳县常备队与朱大鹏带领的七七工作团、孙石带领的泌阳自卫队等改编为信阳挺进队，共600多人。这支队伍纳入信阳县政府的编制，李德纯任司令员，刘子厚负责党的工作。为便于代表县政府、县长行使职权，李德纯在县政府内特设了第一科，任命刘子厚为第一科科长。1939年4月，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下令撤去李德纯信阳县长的职务，李德纯前往竹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改名朱毅，转到安徽新四军总部学习。李德纯走后不久，信阳挺进队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团队、第三团队（通称信南老三团），成为新四军第五师重要来源。
1937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派遣苗勃然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达潢川县，联系先期到达的党员，恢复建立豫东南党组织。1938年初，中共豫东南工作委员会在潢川县成立，不久改为中共豫东南特委。到1938年8月，豫东南特委所属潢川、商城、经扶（今河南新县）、罗山、固始等县有党员318人。各县党组织把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为自己工作的起点，纷纷建立抗敌后援会、抗敌动员委员会、学生抗敌宣传队等各类抗日救亡团体，吸收大批爱国青年参加，在大小城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青年军团实习队在豫东南的活动非常活跃。1938年4月，国民党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在潢川的训练结束后，李宗仁下令组成一个半军事性质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实习队，分赴豫、皖、苏、鲁、鄂五省开展抗日宣传，总部设在潢川。其大部分人员留在豫东南的潢川、固始、息县、商城、经扶、光山、罗山和豫南的信阳县等8个县工作。青年军团实习队到各县后，其中的中共党员在豫东南特委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有的同当地的党员一起，一面协助建立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一面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抗战的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活动；有的组建党的领导机构，独立进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及抗日救亡宣传。各实习队在进行思想宣传发动的同时，还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
七里坪抗日干部训练班和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
1937年10月到1938年1月，中共鄂豫皖特委在七里坪举办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和青年干部训练班，学员共约二三百人。随后，受湖北省委之托，又举办了党员训练班，学员共约300人。郑位三、方毅、彭康、聂鹤亭、孙毅等都在这里授过课。董必武、叶剑英也曾亲自前往七里坪训练班作报告。学员学习内容主要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学员结业后，有的分到鄂豫皖各县，发动和组织民众，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有的直接奔赴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3月上旬，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走之前，在七里坪成立了留守处。留守处的任务除负责照顾四支队留下来的伤员和家属外，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掩护中共在鄂东的领导机关——中共鄂东特委。因此，留守处实际上就是鄂东特委机关。留守处组建了警卫排，共30余人，由罗厚福任排长，张体学任政治指导员。鄂东特委以留守处的名义，一方面积极深入群众当中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同时进行社会调查，寻找、慰问失散的红军家属，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运用董必武的影响，积极在地方士绅中开展统战工作，同黄安、经扶县政府以及七里坪、箭厂河地区的国民党区署、联保及保甲长联系沟通，对其晓以民族大义，说服、团结他们积极抗战，争取其对留守处工作的支持，从而使留守处工作人员的安全得到保障，抗日将士们的家属得到妥善照顾。七里坪留守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建立、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准备和干部准备，使七里坪成为中共组织在鄂豫边区的抗日战略支点之一。1938年12月，鄂东特委和留守处转移到经扶白马山。1939年1月，鄂东特委和留守处正式撤销，完成了在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
中共鄂东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10月，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负责人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研究决定，在红二十八军活动区域建立以郑位三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特委。1938年3月8日，长江局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分别建立鄂东北特委和皖西工委。郑位三任鄂东北特委书记。6月，鄂东北特委改组为鄂东特委。特委组建以后，鄂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迅速展开。至1938年8月，整个鄂东地区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1528人。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由于战争中党员的流动，鄂东仍有党员1300人，是武汉外围党员最多的一个区域，占当时湖北省党员总数的40％以上。在鄂东特委的领导和推动下，鄂东地区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战时乡村抗日工作促进会、抗敌后援会、抗日工作团、青年救国团、妇女工作团等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在鄂东地区的许多城镇建立和发展。鄂东地方的中共党组织因势利导，积极组织或参与这类群众团体，并通过这些群众团体以各种形式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广泛动员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
1938年6月，中共鄂东特委决定，提前结束七里坪党员训练班，把现有干部和党员训练班学员一起分到各地去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根据郑位三的提议，方毅、张体学等到黄冈，任士舜、魏天一等到黄陂，贺建华等到豫南，杨业珍、潘天成到黄安、麻城边界，杨子明、汪立波到（黄）陂孝（感）北，杨宏先、钱运华等到（黄）安礼（山）边。黄冈县是鄂东地区党的工作重点，早在1938年1月，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就派七里坪青年训练班毕业的刘西尧、陈景文（女）等到黄冈工作。他们经过董必武的介绍，首先与黄冈中心小学校长建立了统战关系，并以抗敌后援委员会和巡逻宣传队的合法名义掩护建党工作。2月，中共黄冈县委扩大为黄冈中心县委，刘西尧任书记。6月，方毅、张体学等到黄冈后，立即和刘西尧等一起，在黄州和其周围的沿江城镇，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发展抗日武装。武汉沦陷前夕，郑位三又派熊作芳携带中共湖北省委和中共鄂东特委给黄冈中心县委的信件到黄冈，交代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要求黄冈中心县委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迅速扩大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10月24日，即黄州城沦陷的第二天，方毅、刘西尧和张体学等建立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张体学任大队长，全大队共700余人枪。1939年1月，郑位三根据郭述申传达的精神，在白马山以留守处独立排50余人枪为基础，组建独立游击第六大队，罗厚福任大队长，熊作芳任政治委员。全大队共有100多人，90多条枪。1939年5月、7月，独立第七游击大队、独立第八游击大队相继成立。这些抗日武装后来也编入新四军第五师。
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建立
安徽省六安人朱蕴山，早年加入同盟会，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因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搞肃反扩大化而脱党。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朱蕴山到上海前线慰问两广军队，后又辗转到南京，到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会见董必武、叶剑英，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共商安徽抗日救国问题。董必武、叶剑英要求朱蕴山赶快回安徽发动抗日工作。朱蕴山根据自己曾四次到太原，推动阎锡山成立统战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经验，提出在安徽组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设想，得到董必武、叶剑英的赞同。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集团为了让桂系军队出兵抗日，划出苏、皖、豫、鄂、鲁各一部为第五战区，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又任命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朱蕴山向李宗仁建议：以组建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形式，团结各方面力量，实行全面抗战。李宗仁采纳了朱蕴山的建议。第五战区安徽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后改称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于1938年2月23日在六安正式成立，3月5日开始办公。
1937年底，中共中央为了迅速恢复皖西老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以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把在延安学习的中共皖西北特委委员曹云露、张如屏等提前派回安徽省工作。他们于1938年1月在寿县杨公庙成立中共安徽工作委员会，曹云露任书记。1938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辟大别山区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长江局派一批干部到安徽省六安县，撤销中共安徽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由彭康任书记。在大别山皖西地区，党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主要以安徽省动委会名义进行。安徽省动委会中，安徽籍爱国进步人士朱蕴山、沈子修、光明甫、常恒芳分别担任动委会总务部、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的部长。身为上海抗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应邀任动委会秘书长，主持省动委会的实际工作。中共中央和中共安徽省工委及时选派了周新民、童汉璋、张劲夫、狄超白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到省动委会工作，担任各个部的重要职务。张劲夫以省动委会组织部主任干事的公开合法身份为掩护，代表中共安徽省工委负责动委会的地下党工作。省动委会中成立中共地下支部及各部党小组、各工作团党支部、各区县动委会的中共组织和党员，均与张劲夫联系。章乃器因受过周恩来的嘱托，与周新民又是救国会的老朋友，因而能放手让周新民开展动委会的各项工作。周新民是1926年由高语罕、朱蕴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学教授，一直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他的组织关系由长江局董必武直接掌握，当时张劲夫也不知道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省动委会委派各县动委会指导工作团团长，组建了40多个直属工作团、30多个委托工作团和妇战团、少宣团分赴各地。各县指导员和各工作团团长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各工作团团员都是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部分在其中工作，以团为单位建立了中共支部。县、区、镇动委会成员与省动委会一样，主任委员由行政长官兼任，负责实际工作的副主任由省动委会派去的指导员担任，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爱国进步人士。皖西党的活动基本上是利用动委会的名义及组织进行的，动委会的各项工作都是根据党的指示和意图开展的。各级党组织机关绝大多数驻在动委会内或其附近，县区委书记往往就是县区动委会指导员。所以，一个时期，群众把动委会和工作团当作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和新四军的机关。
安徽省动委会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推动下，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动员民众抗日，团结进步力量，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培养大批青年干部。省动委会专门编印宣传手册，并以墙报、画刊、救亡书店、演戏、歌咏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省动委会在六安麻埠举办了四期干部训练班，共产党员周新民、狄超白任班主任。干训班的几百名青年陆续都成为安徽抗日的骨干力量。1938年春，在共产党的推动和省动委会的促进下，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决定组建安徽抗日自卫军，共组成五路军、10多万人。在皖西地区组建第一、第二路军，把共产党员直接领导的一些抗日游击队编入其序列。1938年夏，中共霍邱县委在霍邱、六安、立煌三县交界处组建抗日游击队，有80多人，又以青抗、农抗、工抗、商抗（均为各社会群体抗日救国会的简称）为基础，组建1万多人的群众自卫武装。
来源：《大别山问道—红色寻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