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率领留在鄂豫皖边的红军和游击队，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鄂豫皖边游击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呈现四个显著特点：其一，这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保留下来有军级建制红军部队的游击区。当时我们党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共有15个区域，形成了15支独立作战的红军游击队。其他游击区的红军或为独立师、独立团，比较多的称为游击队，鄂豫皖边游击区红二十八军还存在军级建制非常难得。其二，这是三年游击战争中游击区域特别大的一块游击区。它包括鄂豫皖三省近30个县，比鄂豫皖苏区时期的区域只少十来个县。其三，这是三年游击战争中牵制敌人特别多的游击区，挫败了反动派的多次“清剿”。其四，这是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红军部队特别多的游击区，有1800余人。大别山红旗不倒，就是因为有这支强大的红军始终坚持着游击战争。因此，就党在全国的三年游击战争这段历史来说，这个游击区的存在是对党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是大别山区革命斗争的一段重要历史。
重建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
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转移后，根据地失去了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也失去了与外界各方面的联系。根据地没有主力红军，也就失去了坚持武装斗争的主心骨。留在鄂豫皖边区的党组织主要有中共鄂东北道委和皖西北道委，有几小块根据地，但也都处于分散隔绝的状态。
花山寨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同时决定留下一部分武装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高敬亭那时正在皖西地区作战，没有参加花山寨会议，所以之前并不知道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已经离开大别山了。接到指示后，他感到形势严峻，责任重大。因为当时省委常委只留下他一人，道委一级的干部大部分都走了，也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留下来的部队力量有限，而且缺乏统一领导和指挥。但是高敬亭不愧是一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面对困境，他没有畏惧动摇，而是在思索应该怎么完成省委交代的重任。1935年2月3日，高敬亭率领部队来到了太湖县凉亭坳。谁也没有想到，凉亭坳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从这天起就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可以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凉亭坳翻开了新的一页。凉亭坳位于鄂皖两省交界地区，历史上属于太湖县，后属岳西县。当晚，高敬亭在凉亭坳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了鄂豫皖省委的指示，分析了形势，研究了任务。最后作出决定，以红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政委（未设军长），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的工作。2月4日，高敬亭又主持召开了军人大会，向全体人员传达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对红军坚持鄂豫皖边区斗争的指示信，分析了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后的革命形势，宣布了凉亭坳会议重建红二十八军的决定。
红二十八军初建时，部队以集中活动为主。后来，由于大部队经常在一起活动目标大，容易被敌人发现，高敬亭就采取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的方式，化整为零。这样既可以缩小目标，又便于灵活机动地寻找战机，消灭敌人。有时他们还到敌人的统治区去四处活动，然后又集零为整，将分散的几个小部队集中起来，消灭一股敌人和一处据点，再分散活动。在战斗中也总结出一条经验：当敌人严密包围向我军发动攻击时，就设法跳到外线去，你清你的剿，我游我的击；你上我的山区，我下你的平原，迫使敌人丧失主动，求得我军的生存和发展。通过作战实践，高敬亭总结出“敌情明，地形好，缴获大则打；敌情不明，地形不好，缴获不大则不打；无大伤亡就打，伤亡大则不打”的作战原则。同时提出对地方民团采取“三不打”原则：地方民团不先开枪打红军，红军不打它；地方民团招待红军吃饭，红军不打它；在红军没有走之前，地方民团不去报告国民党正规军，红军不打它。这种政策使得箭厂河、新集、光山、罗山等地民团都主动为红军服务。1935年12月，高敬亭主持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总结战斗经验，肯定了这些作战原则和“三不打”原则。后来，这些作战原则被坚持下来。高敬亭通过分析鄂豫皖边地区国民党“剿共”军队的情况，发现在其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之间、蒋介石嫡系部队和杂牌军之间，各自为敌、派系林立，于是提出了“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的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不断有效地打击敌人。此外，在三年游击战中，高敬亭还十分重视正规红军和便衣队相配合的战术。红二十八军以不足2000人的兵力，建立了遍及22个县的游击根据地，转战45个县境，抗击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歼敌18个营、15个连和大量小股敌军，使黄麻起义以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得以继续和发展，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年游击战争中，便衣队发展壮大
便衣队是在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遭受敌人严重摧残的特定条件下坚持敌后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是鄂豫皖边区军民独创的革命斗争的组织形式，是根据地始终红旗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高敬亭在皖西地区一面选派富有群众工作经验的红军指战员协助地方党委大力发展便衣队；一面亲自从红军队伍中挑选人员，配备武器，组成便衣队下派到地方，有目的、有计划地发展壮大便衣队的数量、规模，建立根据地。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各级党组织的精心组织、合理布局下，便衣队由少转多，由弱转强，到1937年夏天以后，据不完全统计，便衣队发展到82个，遍布鄂豫皖边区22个县，几乎县、乡、村都有便衣队。1937年9月，红二十八军全部下山到七里坪改编时，各地便衣队奉命下山，人数已占全部红二十八军的三分之一。便衣队在红二十八军无后方供应保障与敌作斗争的情况下，为主力红军补充兵员、安置伤员、筹款、筹物，成为我军可靠的后方基地。更重要的是，便衣队既是一支游击小分队，又代表苏维埃执行政纲法令，实际上是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
便衣队一面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一面掌握着地方政权，他们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紧密结合，发动群众，分化瓦解敌人，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是扰乱敌后方的第二重要武装，在对敌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在斗争策略上，便衣队充分发挥自己精悍灵活、善于群众掩护、便于奇袭的优势，在敌后拦截敌人辎重，伏击小股敌人，摧毁敌人的碉堡据点，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并且化整为零，避开强敌，保存自己。在斗争路线上，便衣队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一方面通过坚决打击地主豪绅，惩治反动分子，消灭匪患等方式为民除害，维护群众；另一方面积极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帮助他们砍柴挑水、耕种收割等。在打击敌人的同时，便衣队还注重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发挥党的主心骨作用，吸纳经得起考验、革命立场坚定的先进分子入党，尽可能争取一切力量，充实了地方党组织。在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中，便衣队们既是主力红军的前哨，又是主力红军的后方，他们和红二十八军紧密配合，对敌形成了层层包围圈，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鄂豫皖边区的便衣队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一方面是因为党的正确领导。便衣队一直是在红二十八军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红二十八军领导人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经常讨论便衣队的工作，及时为便衣队规定任务，提出正确的斗争方针，注意加强便衣队领导班子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便衣队都设有队长、指导员，领导者由根据地县、区、乡、村干部和久经锻炼的红军干部、战士担任，都是党的骨干分子。同时，红二十八军还不断派出大批干部和骨干到便衣队工作。这样，便衣队能经常适时地得到党组织指示，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斗争艺术也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便衣队所到之处，不仅英勇地打击敌人，而且处处保护群众的利益，还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借群众的东西按时送还，损坏了群众的东西照价赔偿，等等。因此，群众都把便衣队当成亲人，非常信赖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掩护和支持他们。不少群众为了掩护便衣队而历尽艰苦，受尽折磨，甚至献出了生命。潜山便衣队几个伤员住在群众家里3个月，群众始终把他们当成自家人给吃、给穿；英山便衣队的伤员隐蔽在山上，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伤员送饭；将军山便衣队在密林里掩护伤员，群众派妇女前往送饭，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几天送一只鸡。正是紧紧依靠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处处关心群众利益，为群众着想，便衣队才得到了群众真心实意的信任和拥护，才能在面对敌人10多万重兵“围剿”坚持下来，生存下来。
毛泽东赞誉红二十八军
红二十八军一直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几乎是孤军奋战，辗转于白色恐怖区内45个县达3年之久，3年中以不足2000人的兵力牵制了国民党17万正规部队和10余个地方保安团，与敌人发生大小战斗共计243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大规模“清剿”，牵制了敌人大量军队，从战略上减少了北上主力红军的压力，同时给南方八省其他区域红军游击队以支持。从红二十八军1935年2月第三次重建到1937年8月国共和谈成功，这期间仅30个月，几乎每个月要打8次仗，平均三四天就有一次战斗，这是战争史上很少见的。即便如此，它自身也发展壮大到3100人，是南方八省十五个游击区唯一保存军级建制作战的部队，并且最先与地方国民党政府作成功和谈，开南方八省成功和谈之先河，确实“很不容易，很有成绩，很了不起”。
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
1936年秋天，为了同党中央取得联系，担任皖西特委书记的何耀榜派姜树堂去陕西，送信给红二十五军，向党中央转告红二十八军的情况。姜树堂家住西安，原是国民党第十一路军中的一个排长，在一次战斗中被红二十八军围困，率全排投诚。1937年5月，姜树堂才辗转回到大别山岳西地区，找到何耀榜，把1935年党中央的《八一宣言》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文件以及一封信交给了他。那时高敬亭率领部队还在鄂东地区活动，何耀榜一时无法找到他，只好把文件保存起来。7月13日，高敬亭率部到达岳西县的南田村，与何耀榜会合。高敬亭看到文件和信，高兴地说：“耀榜同志，你办了一件大好事，我们终于同党中央联系上了。”
高敬亭认真阅读了姜树堂带来的文件和信以后，决定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停战谈判。7月15日，高敬亭以红二十八军名义给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督办卫立煌写了公函，派交通员金孝广送至国民党岳西县第三区区公所碉楼，信封横书上写：岳西县第三区区公所速交卫立煌督办收。按照当时国民党的官场文牍，不但信封不能横写，而且“速交”应写“转呈”“收”字要写成“钧启”才行。更讲究的是要忌名讳，竟然把“卫立煌”大名直书出来，加上落款是“红二十八军缄”6个字，碉堡上的敌人见了信后大惊失色，不敢怠慢，连忙将信送到区公所。当时第三区区长李德保不在家，区员汪汉臣接到这封来信，一面打电话向县里报告，一面派专人送信至国民党岳西县政府。卫立煌很快复信，表示愿意接受红二十八军停战谈判的提议。
卫立煌虽然表示愿意进行停战谈判，但是曾在“清剿”中损兵折将的王修身的第三十二师却将红军一部和中共地方党政军机关包围在岳西县鹞落坪、大岗岭、南田村一带，妄图以武力迫使红军投降。李德保提醒何耀榜要提防十分反动的王修身。李德保是河南信阳人，曾是董必武的学生，后来脱离了革命，但这次谈判他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高敬亭和何耀榜及时揭露对方的阴谋，督办公署只好派其高级参谋刘刚夫来到岳西县城充当谈判的全权代表，并按红军的要求，命令第三十二师后撤20里。
从7月22日起，何耀榜、刘刚夫在岳西县青天畈上青小学正式举行停战谈判。谈判一共进行了六天，其间，高敬亭以红二十八军“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始终参加和领导这次谈判。双方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合作抗日”作为共同遵循的方针，经过激烈争论，在共产党和红军不提打土豪，红军军事行动事先呈报，部队集中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且集中地点以湖北七里坪为中心，国民党军队不得袭击、堵截红军，共产党在黄安、确山、立煌三县设办事处，释放政治犯及保证军需供应等方面达成协议。
7月28日上午8时，双方决定在红二十八军临时集合点岳西县九河的朱家大屋举行停战谈判协议签字仪式。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仍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出席。何耀榜和刘刚夫分别在协议上签字，协议生效。岳西谈判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中最早也最成功的一次谈判，标志着鄂豫皖边区十年内战宣告结束。
来源：《大别山问道—红色寻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