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建党基地，大别山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入理解和把握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革命贡献和伟大精神，需要从全局高度和大历史维度出发，厘清“重要建党基地”“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地之一”“大别山精神”“二十八年红旗不倒”几个定位性概念，将“重要建党基地”“建党精神”与“大别山精神”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分析，揭示它们的发展规律、内在联系，在新时代传承弘扬好大别山精神，为我们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赓续红色基因，汲取精神伟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原腹地大别山地区，开辟了长江以北的第一块红色区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来，大别山地区又有新四军驻扎大别山，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中“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辉煌历史，并创造了“二十八年红旗不倒”的佳话，铸就了伟大的大别山精神。
关于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革命贡献和伟大精神，有几个定位性的概念，目前已经成为党史党建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重要范畴。一是“重要建党基地”；二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地之一”；三是“大别山精神”；四是“二十八年红旗不倒”。这些定位，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河南考察时概括出来的。新时代研究宣传和传承弘扬大别山精神，需要从全局高度和大历史维度出发，将“重要建党基地”“建党精神”与“大别山精神”等重要概念作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进行统筹分析，深刻揭示它们相互关联、相互辉映、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的内在逻辑关系，从中理解和把握大别山精神的深厚历史积淀及其独特的价值内涵，以汲取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何谓“重要建党基地”？
把土地革命时期的某个革命根据地称为“重要建党基地”的情况并不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享此殊荣，主要依据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革命先驱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高语罕等人，就开始在大别山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讲，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陈潭秋等亲自指导了这里的建党活动。地处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地区及其周围区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党组织创建实践，是有迹可寻，有史可查的。
湖北武汉是靠近大别山的最大城市。1920年2月，恽代英、林育南等在武汉创办“利群书社”，经销进步书刊，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同年3月，董必武与张国恩在武昌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党的一大结束后不久，武汉地区党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回鄂后，开始积极创建和发展地方党组织。1922年春，陈潭秋在湖北黄冈成立中共陈策楼小组，这是鄂豫皖边区第一个党小组。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高语罕，作为陈独秀“策划在各地组织共产党小组”的安徽联系人，于1920年10月回皖从事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工作。1922年春，他在家乡寿县建立中共小甸集小组，1923年冬该小组扩建为小甸集特别支部。这是鄂豫皖边区第一个党支部。1921年12月，中国共产党洛阳组在洛阳机务段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河南成立的第一个党组织，也是党在北方地区最早发展的党小组之一。以中国共产党洛阳组成立为开端，到1922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省内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基本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或有党员开展活动。由此，河南成为党建立组织、开展活动较早的重点地区之一。
重要建党基地·建党精神·大别山精神以上是大别山地区之所以被称为“重要建党基地”的重要依据。更为重要的是，从1921年开始，大别山地区党组织不断发展和巩固，28年红旗不倒，在鄂豫皖苏区时期、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四度在极端艰苦的政治、军事和地理环境中，创造了对中国革命有重要影响的奇迹。大别山地区作为“重要建党基地”，不仅是对党成立时期的党组织建设有影响，也包括此后对党的组织建设、党员干部队伍和军事力量的发展、党领导革命事业取得成就的影响，而且影响还不小，所以才会在“建党基地”前面，加上“重要”二字。
二、从“建党基地”到“建党精神”
重要建党基地，自然也会成为党的伟大精神的孕育和彰显之地。从“建党基地”到“建党精神”，是党的历史内涵和精神谱系的自然延伸。大别山地区28年红旗不倒，原因就在于党组织在这里一经建立，这里的党员干部队伍就坚持理想信念，历经曲折而在精神高地上坚守，使红旗不倒。正可谓基地孕育精神，精神照亮基地。
2021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批精神谱系中，伟大建党精神排在第一个，与后面接续的精神谱系单独使用分号隔开。这就说明，伟大建党精神和其他伟大精神，其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有先后、有区别。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的历史地位。伟大建党精神既是对“建党”这一开天辟地大事件精神内涵的概括，也是中国共产党此后不懈奋斗的“精神之源”。从这一层面上说，伟大建党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个总体概括，是贯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条主线。
作为重要建党基地，鄂豫皖边区自然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和彰显之地。这是中国革命符合逻辑的历史延伸。这片红色区域，拥有体现建党精神的历史根基，呈现着无比鲜明、生动的革命历史写照。概言之，从建党精神的角度说来，从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四个方面，来研究和宣传“重要建党基地”的历史，研究和宣传大别山的革命史，研究和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有其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历史证明，党在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实践以及所蕴含的奋斗精神，同建党精神四个方面的概括高度契合。
坚守信念、跟着党走是大别山军民坚守革命理想信念与初心使命的生动写照。大革命失败后，大别山地区的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先后组织发动了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极大地鼓舞了该地区革命群众的斗志，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新局面，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转战其他地区。面对敌人的屠杀政策，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先后在大别山地区扛起革命大旗，大量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守大别山，开展游击战争，以悲壮牺牲铸就苦难辉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别山地区有近100万人英勇牺牲，仅登记在册的烈士就有13万多名。革命先烈以血肉之躯，昭示了对革命的热诚与对党的忠诚。
与此同时，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紧要关头，大别山的党组织和军民始终能够以革命大局为重，为了革命需要和全局利益勇挑重担，牺牲小我，无私奉献，集中体现了大别山党政军民坚强的党性和使命担当。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安排，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告别战斗多年的大别山地区，实行战略转移。10个月后红二十五军率先抵达陕北，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在战略上配合和策应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长征。1946年6月至8月，我中原部队突破国民党军重重包围和堵截，艰苦转战于鄂、豫、苏、陕、皖等省，牵制了国民党30多万兵力，付出很大代价后完成战略转移任务。毛泽东高度评价中原部队的“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1947年，刘邓大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巨大牺牲为外线歼敌创造有利条件，使解放战争转为战略进攻。
从建党初期的建党基地、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建设和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原抗战、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原突围和跃进大别山，大别山地区的革命者一路走来，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彰显出敢于斗争、不胜不休的斗争精神。在革命斗争中，大别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奋斗，为创建和扩大人民军队、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政权建设、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鄂豫皖苏区能够二十八年红旗不倒，新四军能够在江淮大地同敌人奋战到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能够站住脚、扎下根，淮海战役能够势如破竹，百万雄师过大江能够气吞万里如虎，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同人民一条心、军民团结如一人。”
综上所述，大别山精神涵盖的坚守理想，大局担当，跟着党走，特别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丰富内容，基本上可以与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内涵一一对应。从这一层面来说，我们着力研究和宣传的大别山精神，也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本质上也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大别山地区革命历史进程中的自然延伸、拓展丰富和具体呈现。进一步说，从伟大建党精神上述四个方面来发挥大别山这个“重要建党基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基地的作用，也是传承弘扬大别山精神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除了对大别山革命历史作出重要定位以外，特别强调：“了解历史，才能看得更远；永葆初心，才能走得更远。”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61页。真谛，或许就在这里。
三、从“建党精神”到“大别山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一条气势磅礴、奔腾不息的精神大河、长河。各种伟大精神，就是竖立在这条大河、长河中的耀眼航标，我们也可称之为“精神坐标”。也就是说，精神谱系是由一个个熠熠生辉的精神坐标连贯而成的。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源和流的关系；而大别山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一个耀眼的坐标。
大别山精神内涵是大别山精神的灵魂，是传承弘扬大别山精神的主要载体。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大别山精神内涵常见的表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一是“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二是“追求理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胸怀全局、勇挑重担的奉献精神，依靠人民、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自强不息、排难创新的进取精神”；三是“军民同心、团结奋斗，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坚贞忠诚、永跟党走，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四是“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紧跟党走、不胜不休”；五是“坚守信念、对党忠诚，胸怀全局、甘于奉献，军民同心、团结奋斗，不畏艰苦、勇当先锋”；六是“坚守信念、紧跟党走，顾全大局、团结奋斗，勇当前锋、不胜不休”。从专家学者对大别山精神内涵的概括来看，他们的论述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阐释历史内容的着力点、重点也有所不同，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
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在合理地抓住精神坐标特点的同时，重复使用的内涵概念偏多。这不仅仅是大别山精神坐标提炼的个别问题，从全国各地的情况来看，目前对各种精神坐标的提炼都存在类似情况。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同革命精神坐标的提炼存在同质化现象，不同精神坐标之间的差异不明显，失去了自身的特点。其内涵很难被人们记住，也就很难在新时代中传承弘扬。如果每个精神坐标的内涵没有标识性、辨认度，同质性、共通性太大，就不利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和传播。有些研究成果在概括内涵的同时，往往又对不同的表述分出层次，加以区别。比如，关于大别山精神，就说“坚守信念”是其核心，“胸怀全局”是其风格，“团结奋进”是其根本，“勇当前锋”是其品质。一种精神坐标分出核心、风格、根本、品质这样的层次和范畴，如果必要性不是太充分，这样的论述有可能把精神坐标的内涵搞得更加复杂了。从传承弘扬的角度而言，精神坐标内涵的概括，需要鲜明生动、简单明了。
大别山精神的形成，需要从它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斗争条件出发，从它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有着比较特殊的地缘环境，即它在远离中共中央的情况下，靠近大城市、靠近敌人腹地区域，在斗争条件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能够坚持“二十八年红旗不倒”。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大别山精神，或许会更清楚地看到它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地位和特点。
第一，作为重要建党基地孕育的精神，大别山精神和伟大建党精神靠得很近，内涵上相似度比较高。出生于大别山地区的陈独秀、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李汉俊、刘仁静、包惠僧、张国恩、范鸿劼、赵子俊等人是党的一大代表重要成员，或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主要推动者和见证者。他们在孕育和铸造伟大建党精神的同时，自然也塑造着大别山精神的品质，一脉相承地拥有“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本源。
第二，在所有正式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精神坐标中，大别山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时间跨度最长，即从1921年到1949年，涵盖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精神坐标的命名一般有四种方式：事件、人名、地名、会议。每种命名方式都有特定时间、背景的限制。其中，时间比较短的精神坐标，如西柏坡精神，历时1年左右。比较长时段的精神坐标，如延安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均历时10多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从这个总结表述中说明，中共中央分别用四组词概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四个不同时期体现出来的精神风采：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以此为逻辑，大别山精神是在28年红旗不倒的奋斗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其内涵与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精神风采高度契合一致。
第三，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地之一孕育的精神坐标，大别山精神的内涵应该与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高度关联，与人民军队的纪律作风、精神品质高度关联。大别山地区走出了340余位共和国将军，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新集（今河南新县），被誉为“将军的摇篮”。徐向前等人在大别山地区创建和领导红四方面军作战的过程中，总结出的“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等游击战术7条原则，与毛泽东、朱德提出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最重要的是，大别山精神与其他有关的革命精神坐标的关联度比较大。它不仅与伟大建党精神融通，也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等相互印证，在时间背景和奋斗内容上有诸多重叠。比如，在创建鄂豫皖根据地之初，1928年10月，新成立的鄂东特委就明确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这里看出井冈山精神的影响。在奋斗内容和精神作风上，红四方面军主力后来开辟的川陕苏区，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在地的中央苏区的关联度，同苏区精神的关联度，就更密切了。再如，彰显大别山精神的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更是直接体现了长征精神。他们在长征中创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同样也是苏区精神的发扬。另外，刘少奇、彭雪枫、李先念等人工作过的中原局，其原址位于确山竹沟，被誉为“小延安”。全民族抗战时期，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在大别山一带创造了革命的新局面。这些，都可以视为大别山精神的内化过程和外溢效果。
四、回到“基地”的支撑和“精神”的载体
重要建党基地和大别山精神，是长期革命实践的产物，来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守初心使命、不断探索前行的历程，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走向成功的线索和象征。概言之，“建党基地”和“大别山精神”，从来不是空泛的抽象的事后概括，它拥有非常鲜明生动的实践和载体。
有这样一则党史故事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坚韧顽强的历程。瞿秋白和沈泽民都是建党时期的重要骨干。1931年在上海，瞿秋白听说沈泽民被中央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便把自己在苏联参加革命时得到的一块怀表，送给了沈泽民。沈泽民带着这块表，在鄂豫皖苏区艰苦奋斗。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后，他留下来全面主持工作。1933年，他把这块表送给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因为徐海东的手表在战场上摔坏了。徐海东带着这块表走完长征，又先后担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八路军的旅长。1939年，徐海东被中央派到新四军担任第四支队司令员时，又把这块怀表送给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留作纪念。1946年，彭德怀听说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从新疆出狱到了延安，最终把这块表送还到了杨之华手上，算是完璧归赵，完成了一个“闭环”。而此时，瞿秋白、沈泽民都不在世了。
一块怀表经历了一场罕见的“革命旅行”。这块怀表涉及到的人物是瞿秋白——沈泽民——徐海东——彭德怀——杨之华；地点是苏联——党中央所在地上海——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陕北苏区——华北抗日战场——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这是一场弥漫着革命情感和革命精神的“旅行”。这一块怀表，已经成为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的载体。而且，这块怀表最重点的精神内涵“打卡”地，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大别山地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块怀表是传承大别山精神的火炬，象征着光明与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11页。事实上，像这块怀表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革命故事，在中国大地上有千千万万，它们浓缩着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记录着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的伟大历程，蕴含着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无论是建党基地还是大别山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关键都在于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革命的故事。
需要强调的是，讲好故事，应该明确“精神”不是抽象的，要落实落细，才有感染力，才算是真正地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每个“精神坐标”的载体是人物，是事件，是细节。离开了这些内容的生动挖掘，“基地”支撑不起来，“精神”也彰显不出来。概言之，我们要重温有血有肉的革命历史，讲好有温度有情感的故事，从而激励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本文据2024年11月16日笔者在“重要建党基地与大别山精神”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作者简介:陈晋，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原载《党史文苑》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