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但是在来到大别山干部学院工作之前，我对大别山的这段历史几乎是一无所知，去到所有的历史遗址遗迹，对于我而言那不过就是冰冷的雕塑铜像，黑白的照片影像，我从未想过要去了解这些事物背后的故事，也从未想过这些会与我以后的工作有如此密切的联系，但是来到学院之后，通过众多教授的精彩课程，以及大量纪录片和书籍的观看阅读，我对大别山的这一段苦难辉煌的历史突然在短时间内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我知道了肖国清大义凛然的决绝，知道了吴焕先破家革命的勇气，知道了许世友忠孝两全的仁义，知道了刘邓大军顾全大局的担当……现在那些冰冷的雕塑对于我而言都成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和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我认为这是我到干部学院工作这三年来最直观也是最大的收获。
2019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别山老区，我很荣幸能够为总书记讲解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为了能够顺利完成讲解任务，在前期准备过程当中，我对纪念堂内陈展的烈士的相关事迹和资料都进行了整理和了解，在这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一位烈士就是沈泽民。
沈泽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党员之一，是五四运动影响下涌现出来的新文化战士。大革命前，曾是“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南京地区的早期主要负责人。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书记。同时，他还积极参与了进步文化活动，创作出许多文学作品。他将自己短暂而闪光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文学事业，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他的哥哥沈雁冰（即茅盾），都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著名的人物，只是人们一般对于过早为革命献身的弟弟远不如对其兄长熟悉。
在了解沈泽民的过程当中，最令我感动的是纪念馆展柜里陈展的沈泽民写下的那一份“万言书”。这封万言书是沈泽民在艰苦的转战过程中身染疟疾病重时写给中央的。当时由于条件异常艰苦，加上战争环境的残酷，缺医少药，他不可能得到及时的治疗，身受巨大病痛折磨的他仍然坚持在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1933年11月，为了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让战友得到治病的机会，他在大口大口吐血的情况下，用药水将给中央的检查报告写在一条白色内裤上，他在报告中沉重地检讨道：“到现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造成的。”沈泽民勇于承担责任并无情地解剖自己，表示“这些错误主要的是应当由我来负责的”。承认“过去常犯错误，经验理论两者都是薄弱”“犯这些错误的重要原因，第一是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幼稚病”。甚至还说到“我们军事上太没有中心人物，二十五军军长、军政委(吴焕先、戴继英)实在是政治上薄弱、不坚定，军事无知识的人。其余的更无军事上的经验而且身体孱弱，不堪军事。我们的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实在还是一个书生，在政治知识上是一个杂货店，但不够好好的领导实际工作,并且身体太弱，也不能领导积极工作。请中央注意派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主持人来，并给我们具体指示”。
这一封万言书我在《沈泽民传》当中认真的看了一遍，尤其最后对自己的剖析，还是让我非常感触，对比我们现在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怕批评”，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借鉴之处的。批评他人、找出他人的缺点可能很容易就能说出口，但是对待自己，真的要实行刀刃向内实现自我革命，还是需要至大至刚的勇气，需要对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无比坚定。对于由“左”倾路线错误导致的损失，沈泽民深表自责和痛心，坦诚“读到中央指示信后，更加痛自追悔，我们真成了工农的罪人”。他代表省委坚定表示，“我们自从接到中央的指示信后，企图洗心革面，从头做起”“今后准备惟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他对“左”倾错误的认识，虽然还说不上彻底，但态度是真诚的。还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根据他的指示，成仿吾穿上这条内裤来上海，通过鲁迅找到了党组织，将报告转给了党中央。就在他送走成仿吾后的11月20日，沈泽民因吐血不止，不幸病逝，年仅33岁。
逝世前不久，沈泽民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几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后，红军处于更加艰难的境地，而此时，他的病情也已恶化到了无法救治的地步。对于几次失利，红军召开了鄂豫皖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会议上沈泽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的领导工作，为自己的指挥失误而悔恨不已。他的妻子张琴秋调任红四方面军73师政治部主任时，想说服他去上海治病。沈泽民有些生气，说：“我不能为个人的健康而离开苏区。”后来，他肺病发作，时常吐血，战友们劝他退到外线，他回答说：“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不能离开苏区。我的岗位是和军民一起保卫鄂豫皖苏区，坚持武装斗争。”沈泽民和其他人一样吃葛根、树皮、草根，住茅草屋，历尽艰辛，志不稍改。10月间，当部队从皖西回到鄂东北黄麻地区，沈泽民肺病复发并染上疟疾。为了不拖累大家，他决定离开部队留在山区养病。他自知时日不多，便找来战友徐海东，当徐来到他面前时，他苍白已久的脸上泛起了红光，但眼里却噙着泪花，两人无言地沉默了一会儿后，他从怀里慢慢地掏出一只怀表，深情地说：“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工作期间，目睹俄国十月革命后经济困难，便把自己的一块金表捐献给了苏联人民。苏联的同志为了瞿秋白工作的方便，回赠了这块钢表。1931年我离沪来皖时，瞿秋白把这块表送我做纪念。”说着，一阵咳嗽上来，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海东同志，现在我把它转送给你，祝红军胜利！革命成功！”徐海东热泪盈眶，无限感慨，颤抖着手，从战友手里接过还带有体温的钢表，深沉而又坚毅地说：“红军会胜利的！一定会胜利！”后来，徐海东带着这块怀表南征北战，直到革命胜利。如今，这只怀表静静地躺在中国革命历史陈列馆里，依然泛着闪闪亮光。
哲人者，宁肯舍其身而成其心！沈泽民家境不坏，可以过清闲日子；他学理工科，可以当工程师；他热爱文学，也可以在大城市里做一个文学家。但是，他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党同心、同行，走上一条理想之光照耀前途艰难曲折的路。他学习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在严重的挫折和错误面前，他幡然醒悟，不惜刀刃向内，严肃解剖，留下自我革命的光辉形象。他被誉为“中国的红星”，始终不忘初心，在人生的天空中划出了一道壮丽彩虹，光照后人。
（供稿：对外交流与联络部 熊燕）